2008/04/24

[摘錄] 劉兆玄 《我的學思歷程》

國立臺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
【我的學思歷程】

時 間: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(星期一)時間:晚上七時至九時
地 點: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
主講人:劉兆玄 校長
主持人:陳維昭 校長


[前略]

我下面一章要講一九九三年到二○○○年這一段。這一段我是從交通部長、國科會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長,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去做官。##ReadMore##你看我這樣子去做官實在是很奇怪的,一九九三年的時候,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請新竹縣長跟新竹市長,我是要他們把一塊地給清華,清華後面有塊地,一半跨在新竹市,一半跨在新竹縣,拿了最上等的金門高梁,就在那邊應酬,這時接到一個電話,「你今晚有沒有空?連戰先生想跟你談。」我說我今晚沒有空,對方就掛掉了。過了一下又打電話來:「連先生說你可不可以飯局完以後再過來。」,我說:「好。」就去了,九點鐘才碰到他,他劈頭就跟我說:「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劉先生做。」我說:「什麼事情?」他說:「我想請您來負責交通部。」我想他一定是從早一直會客,頭昏掉了一點,才會請我做交通部長,然後他就說交通部是跟科技相關的事情,像是:電信、鐵路、民航這些,都是跟科技有關的,你來做非常的適合,我心裡想:「他是玩真的,不是開玩笑的。」那我就跟他說:「這不太恰當吧,我沒有搞過這些東西啊。」我就告訴他不行,他問說:「你不是附中畢業的嗎?」我說:「是啊。」「那你記不記得校歌裡面有句話?」他說:「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,附中『中』年應該也不怕艱難。」我說我回去想一想,他也是附中畢業的,長我六、七屆吧,就這樣子我後來就去了交通部。

那個時候是交通黑暗期,所有的交通設施不敷使用,但是趕快趕工的時候,又會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爛掉,臺北市開始建捷運了,二高、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、高鐵,所有東西都是那時規劃要開始動,原有的擁塞雪上加霜,所以真的是黑暗期。我記得很有趣,那時是三月,我離開清華大學,三月新竹有個大事─梅竹賽,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這件事情出來以後,清華校園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條、紅布條,上面寫的是:「清華校長整頓交通」,把交大氣死了,這個很好笑喔。我去的時候是交通黑暗期,國營事業進入谷底,為什麼?那時國營事業全都是所謂的獨占事業,民間的力量已經大到一個程度進軍這些事業,國營事業已經是懷璧其罪,你還在那邊獨占?所以每天都有弊案,你沒有弊案也會弄幾個案子出來跟你鬧。交通事業是黑暗期,國營事業是谷底,飛安亮起紅燈,為什麼呢?因為我前一任部長,突然之間「開放天空」,臺灣這麼小一塊地方,突然間出現了十一家航空公司,你知道嗎?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,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,日本現在有兩家,臺灣這麼彈丸之地,有十一家公司,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飛機,為了促銷,它曾經賣過一張從臺北到高雄的一塊錢的機票,就這麼幹的,所以飛安當然亮起紅燈。交通部有八大行業,我們還有一個行業─觀光,觀光客開始下降,觀光客到臺北來路都不會走,每條路都是挖爛的;還有一個行業─氣象,剛好那時天氣也特別壞。八大行業通通很糟糕,我的辦公室曾經被民眾打電話進來抱怨說:「為什麼今年來了六個颱風都是去日本,沒有一個到臺灣來?我們乾旱得這樣子,一滴水都沒有了。」我們只好跟他說:「最近颱風不好管啊。」所以來訪的外賓問我:「你坐在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麼?」我說:「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」。

我這就舉幾個例子,從這裡面我怎麼學著來做,我真的不懂交通,但是我們不是只說不怕艱難就可以做得好,好在交通部有專家可以教我,如毛治國、張家祝他們,因為我們做過教授,做過研究工作,所以我們曉得解決難題要靠學問、要靠研究,我們遇到一個真正實際上的困難,要先去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,把問題搞清楚,就像是去查文獻一樣的嘛,那麼你要想一個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它,別人都試過而無效的東西當然不行嘛,所以你要想個別人都沒想過的東西,這是要有創意,要試這創意,要小規模的去試,有不對的話,你要去修正,這不是跟做研究一樣嗎?最後做成功以後,還要寫個報告,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樣嗎?我是具有這樣的背景,用這樣的精神,把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用到實務上面去,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動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。

比如我舉個例子。我上任後遇到的第一次質詢,就是現在的內政部長余政憲,那時他剛選上立法委員,他說:「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從高雄回臺北用了多少時間?」我說:「多少時間?」他說:「十五個半鐘頭。你這是高速公路,還是低速公路?」我說:「這個對不起。」回去就研究,所有的人告訴我最簡單的答案是:「我們正在興建第二高速公路,等建好之後,就可以很快了。」這是標準答案,但是這樣的答案是負責任的答案嗎?我就跟他們講:「不行,我們要從管理面來著手,現在有的道路有沒有用到最佳的狀況?」他們就搬出從前研究過的匝道儀控的案子,但都不敢試,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話,可以改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,「Are you erious?」我說:「Of course.」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,今天我們要告訴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,而是要告訴老百姓這不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,雖然只有百分之十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,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樣去拼,那麼人民會覺得這是我要的政府。「等我第二條公路修好了,問題就解決了。」這不是我要的答案,可是人家就警告我:「現在塞十五個鐘頭的話,人家頂多罵一句:『怎麼這麼糟糕!』又不是你搞壞掉的,對不對?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沒搞好的話,那全部都是你的責任。你還要不要做?」我說:「我還是要做。」你要好好規劃,在一個節日開始試做,那個時候沒有電子儀控,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報,是我們的志工、同學們在匝道測車速,回報到指揮中心來,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、是四十秒、還是五十秒,用人工的輸入,動用一、兩百人來做這件事情,結果很順暢,因為在匝道上被Q幾秒你不會太氣,因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後可以六個小時到高雄,。所以,這個連續假日完了以後,第二天報紙上就出現:劉兆玄真「行」!那我就覺得非常安慰了。

再跟各位說一個HOV─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載,就是高速公路上劃一條單獨的線讓高承載車走,可是我們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雙線的,只有兩個lane,有一條拿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,結果我們還是要試,就想出用時間換取空間的辦法,就是在過年的時候,全線用高承載,但是時段只有六個鐘頭,別國是空間上分出一條走高承載,我們是時間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載,這件事情全世界都沒有試過,我們在試做的時候,日本的交通研究所還全程錄影,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的配套,告訴這些管理的人,如果真的沒有坐滿四個人要硬闖上去,你就不要管他,記下他的車牌,讓他上去,因為你這樣跟他爭執,就耽誤到大家,因為第一次做,有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,有一輛車子要上去,可是前面只有三個人,他說:「我這是四個人,一個在後面。」後面是棺材,你碰到這種硬拗是四個人,你就讓他過嘛,因為你沒有細節規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,這是他們回報給我的真的事情喔,所以你看這些事情就很好玩,但是你要處理這些公眾事務的時候,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該緊,哪些地方該鬆,現在高承載管理已經變成每年的慣例。

下面我要再舉很有趣的例子,就是電信自由化,這跟你們現在每個人打手機這麼方便是非常有關係的,那時全國經常有兩萬多人在排隊等門號,你說好不好笑?電信局只要賣出一個門號,就能賺一個門號的錢,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,為什麼呢?因為來不及建設。為什麼來不及建設呢?它每一次建設都要招標,都會被立法委員干涉,得不到標的就說,這邊有弊案,那邊有弊案,所以來不及建設。所以民間就有很大壓力要求開放,但是要怎麼開放呢?第一要修法,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郵政、電信是由國家為之,民間不可以做的,第二個就是要開放市場;第三個在市場開放後有夠多競爭的時候,市場機制就會出現,那時品質就會提高─因為競爭,價錢會下降─因為競爭。可是我很快就學會這件事情跟牛肉麵館可以自由開放是兩回事,開電信局跟開牛肉麵完全不一樣,交通部的所有事情,幾乎都是又要開放、又要管制,假如通訊的品質下降,就算再便宜,價錢再低廉,這不是老百姓要的。第二,全部開放以後,就沒人去服務偏遠地區了,因為那些不是黃金路線。電信開放後,我們不能夠說偏遠地區一分鐘,就比臺北的人打一分鐘來得貴幾倍,這些都要先想好,所以定好開放政策,決心要開放了,電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氣,因為他們認為:「我們是國營事業的模範生,這麼多年來建設了臺灣,讓人人家裡都有電話,我沒用國家一毛錢,我都用營收來的錢,再繼續投資下去建設,每年上繳給國庫三百到四百億,這樣的模範生有什麼不好?」我就跟她們說:「大勢所趨的事情,與其花力氣去擋,不如花力氣好好規範開放以後的事情。」剛剛我說的程序:第一要立法,第二要開放,第三要有市場機制。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,全世界任何國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,可是以中華民國第一痛苦,第一個就走不通,那怎麼辦呢?當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,倒過來做。

所以我們就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幫我們做一個虛擬的市場。我們的電話費非常不合理,我們有全世界最貴的長途電話費,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話,市話只要一塊錢可以打三分鐘,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。但是我們長途電話這麼貴,我們又要搞亞太營運中心,叫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到我們這裡來營運,你的長途電話比全世界貴三倍的話,怎麼去吸引人家來所以有的要調高,有的要調低,我們要建立一個虛擬的市場,做出來之後,一個一個族群來分析,每個月交五十塊到一百塊的人,他是損失多少錢?還是賺到多少錢?用新制跟舊制的差別有多大?全部這樣做過一次以後,再增增補補。比方說九月份開始實施新制,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,因為你改變了全國每個人的電話費帳單,做不好的話,馬上就要下臺,我要讓絕大多數的用戶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帳單的時候,覺得合理,至少可以忍受,計算的方式去模擬虛擬市場,把當時最適的價錢先弄出來,大家接受了,我就宣布幾月幾號開放大哥大,幾月幾號開放固網,然後形成電信法非在這之前通過不可的形勢,因為已經要開放了,民間已經要投資下去了,最後逼得立法通過。

立法通過還可以講個有趣的故事,這個立法最後要通過的時候,還是有三千個電信員工在街上示威。李登輝總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:「你知不知道我在選總統?」我說:「知道。」他說:「那你為什麼給我搞這東西?你搞得這三千人揚言要把什麼切斷什麼的。」那時民進黨是在野黨,我說:「我已經把兩邊所有有意見的立法委員,一個、一個通通都說服了,現在你要我收兵,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」我用英文跟總統講一句話:「It’s now or never.」因為你選完之後馬上選立法委員,全部都改選了,第一我部長不再幹了,我講好部長只幹三年,我不幹了,又換了所有立法委員,你再重頭來吧。他很生氣說:「好,那你負責讓三千人回家去。」我說:「今天晚上修法通過後,他們就回去了。」結果我們搞到晚上一點鐘,我在立法院站在門口,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是出來我就把他推回去,一定要逼到人數夠才行,所以通過了,才有今天的大哥大。

[後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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